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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核都”时代的广东摇滚乐队

作者:admin 2020-10-17 我要评论

最近两年,超级斩、九连真人等年轻乐队北上,他们让大众和音乐业内重新开始关注广东乐队文化。 来自广州的超级斩乐队是今年《乐队的夏天》(第二季)舞台上的黑...

最近两年,超级斩、九连真人等年轻乐队“北上”,他们让大众和音乐业内重新开始关注广东乐队文化。

来自广州的超级斩乐队是今年《乐队的夏天》(第二季)舞台上的黑马(《乐队的夏天2》节目组供图)

 

“核都”想象

采访那天,超级斩有一场排练,就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录制地的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排练室里。场地很大,临时用三面黑布围起了一个像舞台又像排练室的空间。因为场子太空,又没有隔音设施,乐器和人声的回音大得一塌糊涂,站在边上几乎听不清主唱酸在唱些什么。一些乐队看了现场条件,很不满意,都取消了排练。但超级斩没有,他们高高兴兴地来了。“这很好啊,有地方排就不错了。”酸说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超级斩的“现场”,一场过瘾的核乐队表演。之所以把排练称为现场,是因为超级斩在排练室里的每个环节,大到曲目的选择,小到每一个动作设计、和台下观众的互动都是按正式的舞台表演排演的。现场效果远胜于小荧幕,综艺节目的摄影机把多数镜头都给了主唱,观众很难见到吉他手文件夹和贝斯手元帅有多抢眼。元帅是我见过的最疯的贝斯手,他的贝斯总是挂得老高,音乐一响就拼了命地跳,拼了命地满场飞,腿上的肌肉青筋暴露,一看就是常年在舞台和排练室里蹦出来的。“核乐队”,从这一点来看,超级斩“很广州”。

很多年前,广州有很多玩重金属、玩核的乐队,暗疮、杀虫水、六道母……和占统治地位的流行音乐相比,核类音乐还是小众,但一群人聚集在“Band村”里,依然形成了些影响力。广州“核都”的称号也由此诞生。

核类音乐最早是从朋克发展来的重型音乐,有对峙性,有时如噪声一般。歌词里也常有些直接、粗鄙的表达,善于宣泄情绪。后来,核类音乐发展出许多分支,金属核、电子核、死核……都是核类音乐的细分风格。

最近几年,广州的核乐队势力见微,超级斩的出现,又让人想起来广州“核”疯狂的那个年代。

和大多有着“Rock Star”梦想的北方乐队相比,广东的乐队都务实得多。除了录制专辑那一年,文件夹卖了琴,辞了职,每天宅在排练房里做音乐,剩下来组乐队的这四年,酸、文件夹和元帅都有各自的工作,也不是教人弹琴或者在Livehouse打工这类玩乐队的人常选的工种,都是些和音乐不太沾边的工作。

广州人元帅在佛山郊区工作,每天下班,他都匆匆忙忙乘车赶回广州,路上随便吃口东西,七八点赶到排练室,和酸、文件夹一起排到十一二点。第二天早上,他再起大早赶车去佛山工作。“很长一阵子都是这样的状态,但也没想过辞职或者换份工作。”元帅说。酸也一样,这次她知道要来北京参加比赛,走的时间会很长,觉得过意不去,就向公司申请了停薪留职。“还没觉得乐队火到了能靠它吃饭的程度。”如今,像酸这样在工作上如此保守的年轻人也不太多了。

我更感兴趣的是,超级斩身上有不那么像传统广东摇滚乐队的东西。他们虽然玩的是“核”,但又不是传统的“核”,更接近于日本的“宅核”,融合了摇滚、电子和二次元文化,是更年轻的,更“90后”的核。这种风格在他们亮相《乐队的夏天2》的第一首歌《大富翁》(Monopoly)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有传统核类音乐的核嗓、狂躁,也有年轻人喜欢的电子和游戏元素。“一开始,广州的摇滚圈也不太接受我们,觉得我们的东西不伦不类。”文件夹说,刚出来演出时,他们的风格常被批评。“怎么能在Livehouse里又pogo,又玩二次元的打call呢?”超级斩没理这些批评,坚持要做一支“既能pogo,又能打call的乐队”,演了一阵子,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广州年轻人接受了他们。

“二次元,动画片,日本动漫,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。最初的音乐我都是听的动画片里的音乐,这种影响我们摆脱不掉,也不想摆脱。”文件夹说。

从前,广东的摇滚乐是个小圈子,大家自娱自乐,很少走出去。超级斩却不这么想。从做上一个乐队开始,酸的梦想就是到全国各地巡演,甚至,上个乐队解散的仪式就是跑了几个城市,做了一场她梦想中的巡演。“我们马上要去哈尔滨演出了,从没去过那么北的城市,有什么好吃的?”听说我是东北人,酸好奇地打听。

的确是超级斩的出现,以及与他们的碰面,让我产生了接触和了解广东乐队的兴趣。想要看看,“后核都”时代,广东的年轻人在玩些什么音乐。

音乐与女工

“漆皮包,漆皮包,

装着充电线、牛轧糖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,

遥远的家,麦子黄,

短视频里面卖竹纤维内裤by Balenciaka,

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,

寄北方城市,

许昌中学”

一支来自东莞的“90后”乐队,写了首以工厂女工为叙述对象的歌,起名《孔雀》。这些标签凑在一起,很难不让人产生兴趣。

多少带着点猎奇心理,我去了趟东莞,见到了这支刚刚有点小名气的蛙池乐队。在地探访广东乐队的采访从那里开始。

在茶餐厅吃过午饭,蛙池就要开始他们每周两次的排练了。四年前,他们和朋友一起共享了一间名为Crossroad的排练室,据说,那是目前东莞最好的排练室,硬件、软件都不错,只是位置有点奇怪。“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不怕噪声扰民的排练室。”来东莞前,蛙池的经纪人健崔吊足了我的好奇心。

车七拐八拐,钻进了一条停满车的小路。最近几天,东莞一直在下雨,每天下午都电闪雷鸣一阵子,小路上的泥沙被雨水冲垮,顺着斜坡,流向了更远处。车再转过一个弯,“博涌物流中心”的大招牌就出现在眼前了。“欢迎光临三楼C区。”主唱依依把车停在这指示牌附近,带我们往排练室走。

一进这物流中心,我立刻理解了健崔的调侃。排练室在物流中心里,同一层有好多家小作坊式的加工厂,大多是做衣服的,门口乱糟糟地堆放着裁剪衣服的工作台,工人头顶各种电线、缝衣线、软尺交织,未完工的、完工的衣服扭在一起,堆出一座座彩色的小山。“210克/平米,双拉毛,45条,阿东。”成捆的布料摞在仓库里和走廊上,等待被运往全国各地。

下午,工人们刚吃完午饭,和乐队一样,刚刚开工。大大小小的机器运转起来,发出各种持续而低沉的响声。噪声必定盖不过乐器,但也绝没理由挑剔排练室里传出的声响了。

“哎!怎么堆我们门口了?”鼓手浩仔站在堆得比自己还高的布料旁,惊了一下。一边是堆成山的布料,一边是运货的三轮车和货架子,都走到门口了,我也想象不出排练室是个什么样。他们几个把和制衣作坊一样的档口大铁门拉开,一个新天地就出现了。做活动时剩下的海报、啤酒和伏特加还立在那儿,后面是整整一面墙的拼贴大头照,都是世界各地著名乐队和乐手的照片。左手边是浩仔画的摇滚明星,右手边有一排黑色架子,上面零星地摆了几摞专辑。

拉开这小空间后的木门,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标准的,确切说是高于普遍标准的排练室。这个“全东莞最好的排练房”四年来很稳定,也没怎么涨过房租,每月2500块,蛙池和另外两个乐队合用,“12个股东”分摊下来,每人200块钱,也就是乐队去琴房排练两个小时的价格。

鼓手浩仔是97年的,贝斯手三丰是91年的,两人分别是乐队里年龄最小和最长的两个,但却是最早玩在一起的。2016年前后,三丰从英国读完书回到东莞,浩仔赋闲在家无所事事。两个几年前在琴房认识的年轻人又相遇了。那时,两人成天泡在三丰家里,他们把十多平方米的卧室贴上隔音海绵,弄了几个音响,一张沙发,搭出了一个排练房。白天,浩仔和三丰在房间里听音乐、玩乐器、打游戏。晚上,浩仔走了,三丰就睡在排练房。

那时,蛙池乐队还没有名字,但这个名字与两人的这段经历有关。三丰家的房子在一片几乎废弃的别墅区里,别墅车库外有个池塘,池塘里有些小鱼、小蝌蚪。有阵子东莞持续下雨,某次暴雨过后,蝌蚪仿佛是一夜间变成了青蛙,全跳出池塘,蹲在地上哇哇乱叫。“蛙池”,浩仔最先想到这个名字,因为很像他们自己,在潮湿的南方城市,等待着蜕变突然降临。

后来,三丰和浩仔遇到了吉他手迪生。主唱依依是迪生介绍来的,大家觉得她看起来普普通通,但在台上特别带劲儿,爆发力和表现力尤其强。

到目前为止,蛙池作品的歌词都是依依写的。

东莞乐队蛙池的排练室在一个物流中心里,周围都是小作坊式的制衣工厂(黄宇 摄)

 

《孔雀》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一首。有一阵子,依依在东莞一家工厂工作,做的是文职,但办公室和生产车间挨着。厂里女工多,每天,依依和她们一起打卡上下班,一起在食堂吃饭。宿舍楼都是挨着的,下了班或者午休时间,有些女工会站在阳台上给家人打视频电话。女工们说话声音很大,大多操着北方方言,因为离得近,那些家长里短依依总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有时女工们也不打电话,就看短视频,抖音、快手,或者各种直播,对着手机面无表情,或者傻笑。

“写歌我肯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,工厂女工是个切入点,是我和这些女人命运交汇的故事。”依依说,《孔雀》有对女工的白描,也有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。“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,寄北方城市,许昌中学”来自依依的想象,但她觉得,歌词里的事一定实实在在地发生过。“许昌中学”是河南许昌的一所重点中学,依依从没去过这座北方城市,中学名字是她从网上搜来的。在厂里那几年,厂子每年从河南输入大量劳动力,尤其是生产旺季,工厂甚至会包一辆火车,专门从河南引进临时工。

“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,这黄昏总按时来临,狗屎之中打捞星辰……”虽然感慨的是女工的生活,但依依也觉得,当时站在宿舍楼、食堂、办公室里观察女工的自己本质上和她们没什么区别。“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”,依依用这句歌词收尾,《孔雀》就不再仅仅是一首写给东莞女工的歌了。

蛙池在排练室内打磨新歌(黄宇 摄)

 

身在东莞这样一个标签明显,不断被外界以偏见解读的城市,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一优势的。比如在做《孔雀》时,他们想过去收录些工厂机器的声音、女工的声音和生活环境采样,后来放弃了。“我和浩仔聊过,那是取巧的办法,我们得对自己要求高一点,不能借别的东西帮你表达。”依依说,她很怕把自己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变成一种猎奇。

歌词虽然是依依写的,但对于工厂的环境,其他乐队成员也都不陌生。迪生说,自己爸妈折腾过很多事,开过工厂做各种塑料制品、玩具日杂,还承包过运输车线路,赚了些钱。浩仔的妈妈和姐妹们合伙开过服装厂,做牛仔裤。因为干这个,爸妈就不让他穿牛仔裤,因为“各种化学染料污染太重”。四个人里,依依的粤语最差,因为她爸妈是湖南人,后来才到东莞打工、开厂,跟合伙开厂的朋友闹翻后,转身又回去给人打工。“赚钱了,赔钱了,生活起伏大,这在我们上一辈人里是常态。”迪生说,“他们觉得你钱不够花管家里要都无所谓,但一定要有份工作,只要坚持做,总能做出点成绩。”

一城一乐队

珠三角地区,城市和城市的界限模糊,开车40分钟就能从深圳机场到达东莞虎门,再开一个多小时,就能到广州。城市与城市之间紧密的连结,能让年轻的乐队既享受本地的低生活成本、稳定的排练室环境,又能随时接收来自广州、深圳的讯息,不远离一线城市相对发达的演出市场。这种地理和交通环境,在北方几乎享受不到,因此,北方的乐队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。但广东不一样,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两个小有名气的乐队,佛山有“灵魂巴士”,珠海有“哦”,肇庆有“焖饼”,惠州有这一两年开始被关注的“右侧合流”。

“我们的创作和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,都是自我表达,在哪儿都差不多。”右侧合流的吉他手旭杰说。

见面那天,旭杰骑了辆电动车,先帮我们把行李安顿在他教吉他的工作室。工作室在一片老居民楼里,“水利局的家属楼,很安静”。正是中午,旭杰张罗着带我们去吃饭,要去的那家粉店就在两条街之外。在惠州,多数地方都能靠走路和骑电动车到达。中午12点多,这片老城区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,也没什么车经过。太阳透过树荫打在脸上,让人有种恍惚感,彷佛回到了90年代——午饭后,大人们在打盹儿,小孩子偷偷溜出家门,顶着大太阳玩得满头汗。

惠州右侧合流乐队。图为他们在房外天台排练(黄宇 摄)

 

如果说东莞虎门还有夜总会繁荣时留下的时髦、热闹的遗迹,那惠州就好像停在了上个世纪,街道、店铺、生活方式都被按了暂停键。这两年,惠州这座城市的过时感开始被人注意到。去年,周星驰来这里拍了《美人鱼2》,鹿晗的《穿越火线》也有几场戏在惠州取景。

旭杰说,四年前,他们租了那间位于城中村一个顶层的排练房,当时的房租是230块,四年之后,租金只涨到了250块,涨租时,房东还有点不好意思。

虽然几个乐队成员总说,右侧合流与惠州这座城市关系不大,只是大家碰巧在这里念书、相遇而已。但这个乐队名字却很有惠州本地特色。旭杰是茂名人,刚来惠州读书时就发现,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有很多“右侧合流”的交通标志,他没在任何一个其他城市见过。乐队四个人都曾在惠州学院念书,学校门口有个总是堵车的路口,那路口就有这么一个提示牌。有段时间,旭杰骑着电动车上路,总在那个路口踟躇。“要么就站在原地等,要么就挤进去,被打车和右侧合流的车辆挤在中间,不得不顺着车流走下去,这状况很像我们当时的处境。”

和蛙池感性的创作方式不同,右侧合流的四个成员都是学音乐的,写起歌来更加理性。“灵感不可靠,音乐是可以做出来的。”旭杰说。

不知道写什么时,旭杰就想个主题,列一排歌名,大家各自认领,写命题作文。专辑《世界动物日记》的12首歌几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

《三楼的海狮表演》是整张专辑的动机,也与惠州这座城市密切相关。和东莞一样,惠州多雨,雨常常来得毫无预兆。有一次,吉他手旭杰和主唱佳虹一起去一个景点玩,雨突然来了。两人找了个地方躲雨,仔细一看才发现,是个破破烂烂的民房。一层差不多100多平方米,摆了很多鱼缸,里面有不少个头很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鱼。“三楼的海狮表演马上开始。”一段反复重复的广播传来,旭杰和佳虹有点蒙。“这么一个地方,民房改造的海洋馆,怎么还会有海狮表演?电梯也没有,海狮怎么上去呢?”两人有点好奇,打算去看看。他们上了三楼,里面是个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一样的地方,最前面有个两三米宽的小舞台,舞台前放了两个充气的给小朋友洗澡用的浴缸,浴缸边有两块遮掩着的幕布,后面隐约露出两个铁笼子。

“我们当时就受不了了,简直像逃跑似的,赶紧离开了阶梯教室。不敢去面对那个场面。”旭杰说,这就是《三楼的海狮表演》背后的故事。

尽管在惠州待得很舒服,去广州、深圳也算方便,但最近,乐队还是考虑全部成员一起搬去广州。“我们和其他几个城市的乐队不太一样,他们可能就是本地人,有点离不开,但我们都是广东其他地方来读书的,这里玩乐队的太少了,朋友都在别的地方,去广州可能更好一点。”旭杰说。

广州朋克乐队堆填区在排练室前(黄宇 摄)

 

粤语的没落

在广州的音乐氛围是不是更好这件事上,朋克乐队“堆填区”更有发言权。除了主唱泽荣是东莞人,另外三个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。

见堆填区乐队那天,广州也在下雨。前些日子,也是因为这停不利落的雨,吉他手思帆的手摔断了。接下来,乐队还有好几场演出,不得不找来相熟的乐队“排插”的吉他手代班。

堆填区的排练室也在一片老城区里,周围是上世纪90年代盖起来的高层住宅,街坊邻居以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居多。去年,方舟和朋友合伙租下了这座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,也不知道是不是违建房,只知道房租便宜,三层,五六个房间。排练室同时也是琴行,卖乐器是其次,教吉他、爵士鼓、音乐制作等课程才是重点。课程设置里还有个挺有广州特色的“核嗓唱法”。身处“核都”,广州的年轻人应该有不少想组核乐队的。

有了这个琴行之后,方舟算是有份正经工作了。另外三位成员多数时候都在晃荡着,鼓手暐潇偶尔去酒吧打鼓,依照当下的行情,打到抖音神曲的概率极高,“《我怎么这么好看》之类的”。但反正是个赚钱的活儿,暐潇无所谓打什么。

“经纪人管你们叫烂仔,说你们主打烂仔人设。”我对堆填区的四位成员说。“我们算烂仔吗?也不能算吧?”方舟看了看另外三个人。

要是从履历上来看,除了泽荣,另外三个人都没正经读过大学。方舟大学读了半年,退学了,在做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的那个动画公司待过三个月,试用期一过就辞了职。思帆高中开始瞎混,组过乐队,就是没正经念书。暐潇也一样,跟方舟、思帆在排练房认识。某天,其他人放了鸽子,排练房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,他们决定重新组个乐队。思帆和原来的乐队发了个微信,打了声招呼就拉黑走人了。后来,泽荣加入。

当时,大家最热衷的是性手枪那样的车库摇滚,还有来自西雅图的垃圾摇滚乐,很自然地,自己的乐队也想走这个路子。“想了一堆很脏的名,垃圾场、化粪池,都过于脏了。最后想到了堆填区,香港的叫法,有点粤语地区特色,还文雅点。”

虽然身在广州,但堆填区乐队觉得,自己和蛙池、右侧合流等乐队区别不大,“没什么圈子,也没有像北京、武汉的玩乐队氛围,都是各玩各的”。方舟觉得,没有圈子也不是坏事,从前,大家都扎堆玩核,风格太单一了,现在的年轻人没了这个束缚,乐队虽然少,力量也弱,但起码多元起来了。

早些年,尤其是广东“核类音乐”盛行的那十几年,广东乐队还保持着唱粤语歌的传统,但最近几年,很少有年轻乐队再执着于唱粤语歌了。

“如果是在10年前,《孔雀》肯定是一首粤语歌,因为一出门,整条街都在讲粤语,你要是用普通话讲一个东莞故事,就会很奇怪。但现在,大家都讲普通话,学校里都用普通话上课,东莞的外地人又多,你用粤语唱东莞,反而有点奇怪了。”

最初,他们写的都是英文歌,背后的逻辑和重塑雕像的权利主唱华东的想法有点类似:接触音乐最初听的都是英文的东西,自己一开始写歌自然都是英文歌,唱中文会有种隔阂感。慢慢地,他们也开始尝试写中文歌,用的也不是前辈们难以割舍的粤语,而是普通话。他们考虑的是音乐的传播问题。“我们还是想让更多广东之外的人听到我们的东西,粤语在传播上有些障碍,再加上粤语九声六调,要求词和曲调更匹配,创作上也比普通话难。但粤语是母语,我们还挺想试着用它写歌,一直在钻研。”

“五条人、超级斩这样的乐队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火了之前,你听过什么广东乐队吗?”方舟问我。我想了想,杀虫水、CO2等个别乐队的名字听过,但我的确对广东乐队很陌生。“这很正常,因为广东的乐队太小圈子了,不爱往外走,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,自己开心。”方舟说。

不管玩不玩乐队,稍对音乐感兴趣的北方人都听过不少崔健、黑豹和唐朝乐队的音乐,相较于年代,这和文化背景关系更大。但无论是右侧合流、蛙池、堆填区还是超级斩,都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,没怎么听过崔健,受国内摇滚乐的影响不大。“广东本地的可能听得还多一点。”泽荣说,他们从小听许冠杰,听港台流行音乐,开始玩乐队之后,才系统地听了听崔健、黑豹的音乐。“但还是喜欢不起来,北方的风格很直接,但也单调缺少变化,港台音乐在编曲和旋律上更有变化,我们还是喜欢这种。”

但有时,他们也觉得,可以学学北方音乐里的那股直接的狠劲儿。“写词不要那么港台,别那么含蓄,可以直接一点,有力量一点。”泽荣说。

几天之后,我又在深圳见到了堆填区乐队。这一次是演出现场,前几天有点拘束的四个年轻人在舞台上炸开了,台下的观众和往常一样,不如北方狂野,有点儿腼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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