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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高考“零分”考生的事后人生

作者:admin 2020-07-25 我要评论

以安徽考生徐孟南为代表的一些少年,在十几年前,用高考故意拿零分的方式,宣告自己对当时教育体制的不满。这群青春期农家少年用这样极端的方式,表达自己对社会...

以安徽考生徐孟南为代表的一些少年,在十几年前,用高考故意拿“零分”的方式,宣告自己对当时教育体制的不满。这群青春期农家少年用这样极端的方式,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幻想和反抗,也用这种方式试图向外界寻求理解和认同。

 

徐孟南在家中卧室里学习和整理材料

 

摄影/刘飞越

“年龄差”

2020年6月末的一天,安徽合肥。当山东省十几年前的高考“顶替”受害人陈春秀、苟晶们站出来发声时,新闻舆论急速发酵。安徽省内的一所大专院校课堂上,师生们就此展开了讨论。

上课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老师,刚来学校不到一学期。课堂坐着几十位学生,多数在20岁左右,稚嫩脸庞上闪烁着好奇的眼神。由于临近暑假,学生们归心似箭,这场讨论并不能吸引太多注意力。为此,老师将讨论落脚点放在了当事人陈春秀想要重读大学的想法上。

“重新读书这想法很好,只是她适应起来可能会有困难,跟周边的同学会有一个‘年龄差’。”老师说。

说到“年龄差”,全班同学都笑了,一齐转过头来,将目光对准了徐孟南。他今年31岁,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。“大家在笑什么?”老师问。几个同学说:“徐孟南就有年龄差。”徐孟南站了起来,给这位新来的老师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

徐孟南曾是安徽高考一名“零分”考生。200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,他故意写下自己的名字、考号,在试卷上控诉当时的教育体制。他列举出“十大罪状”,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0分,表达对应试教育的不满。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舆论关注,一时争议不断。

10年之后,徐孟南回了头。2018年他再次参加高考,被省内一所大专院校录取。10年里,他从一个冲动少年成长为一个父亲,先后经历打工、结婚、离婚,有一儿一女,同班同学普遍比他小10岁左右。他跟他们一起上课、生活,当了班长。

徐孟南个子瘦高,皮肤白净,长着一张娃娃脸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,说话时习惯双手在胸前比画着一圈圈手势,像一个想要说服他人的演讲者。尽管有“年龄差”,徐孟南却对本刊记者说,他并不觉得不适应,能跟大家打成一片,享受同学开他玩笑,这能说明他人缘关系不错。“现在是我一生中最没什么压力的阶段。”徐孟南说。

徐孟南的初中母校。他记得他上初一时有4个班,到了初三就只剩下2 个班了,辍学率很高

 

这与12年前的他截然不同。那一年,他一边消极抗争现行体制,一边积极地推广着自己的教育理念。他自制“杀死现行教育体制”的告示张贴,在网络上广发博客与网帖、建立网站、给教育部写信,以图推进教育改革。最激烈时,他在高考后制造“假自杀”现场,写下遗书,试图唤起大众的注意力。

反抗的路上,徐孟南并不孤独。2006~2008年,全国各地出现数位“零分”考生,均尝试着类似的手段,向社会昭告抗争的姿态。来自河南南阳的考生蒋多多,率先在2006年高考试卷上写下不满,成了那一年的十大教育新闻人物。成绩出来后,蒋多多接受采访时称:“即使有大学录取我,我也绝对不会去。”

2007年,湖南浏阳考生陈圣章以“会的题故意做错、不会的题目空着”的方式,拿到当年高考零分,并连续发文声讨高考制度。2008年,徐孟南以及云南昭通的考生吉剑也前赴后继。此后,被曝光的零分考生渐渐少了起来。

虽然重上了大学,但徐孟南仍对十几年前的经历念念不忘。近一年多来,他整理了过去的笔记,开始创作相关内容,讲述自己与这些“零分”考生的故事。高考扬名后,他们的命运各有分野:有人消失于大众视野;有人先打工后创业,实现阶层跨越;只有徐孟南一人在十年后重考大学。他选择了学新闻,学习写作、拍摄与剪辑,将这些往事发到抖音、微博等内容平台。

放暑假后,徐孟南每天宅在家中,白天学习和整理材料,晚上兼职做电商运营,一个月能有5000元收入。离婚后,女儿归妻子,儿子由自己的父母看着,他专心忙做当年同为0分考生的小视频。“这些小视频还没做完。”徐孟南说,每个考生都有好几集短视频,他打算利用暑假把这些视频剪辑制作完。

在高考临近的前后,通过网络找他求助的学生和家长也多了起来,“每天都有2~3个”,通常是成绩不佳、打算弃考者。徐孟南会奉劝他们,知识改变命运,要敬畏高考,珍惜机会。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首页写道:“对于一些现行体制,我们最好先去适应它,然后去驾驭它,最后再去改变它。”

徐孟南的家人。徐孟南现在相信,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

 

零分计划

徐孟南1989年出生于安徽亳州蒙城市县郊的一个村子,距县城约4公里。这是一个典型中部农村,地势平坦,一望无垠。年轻人多数在外务工,剩下的老人们带着孩子,在6月末的农忙时节忙着收麦子。

徐孟南家中有一个姐姐,两个弟弟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他由爷爷奶奶带大。四个子女中,姐弟都早早辍学,唯独徐孟南成绩最好,从村小升至镇里初中,最后考入蒙城二中——全县第二好的中学。父母十分重视,中考前,父亲曾想过多花点钱找关系,把他送到最好的蒙城一中。徐孟南拒绝了,觉得二中更有把握。父亲为此生气。

当时的蒙城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(2018年摘帽)。高考之前的徐孟南从未出过县城。在他的记忆里,那时县城街道多是坑坑洼洼土路,车辆一过就扬起尘土。2000年,知名演员牛群来蒙城挂职副县长,一干就是五年。牛群经常利用自身资源,请很多明星来县城演出助阵、参加活动。“当时听说牛群要来,大人们都有点不相信,一些媒体还写着牛群来这有点‘掉色’。”徐孟南说,很多家乡人会去县城围观牛群组织的文艺活动,但他只能从乡亲们的闲谈中感受那份热闹。那时候他在镇里念初中,专心准备中考。

即使考上蒙城二中,也并不意味着就能稳上大学。高三有约1000多人,本科上线率在50%左右。二中的优势和重心都文科,拿过多次县文科状元,但徐孟南学的是理科。初中时,他的老师就将他们定位为理科生,反复提醒:“你们以后都要学理科,文科的东西不用看。”历史、地理、政治等科目,一律不学。

高中学习紧张且压抑。校内宿舍有限,十人一间,三张桌子,没有衣柜,非常拥挤。徐孟南和同学合租在校外一个平房院内,院子分租了多间,他和两个同学占据其中一间,一年租金200元。家里条件清贫,他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后座是绳子系的,脚踏板摇摇欲坠。他吃1.5元/份的炒面,3元/份的素饺子,经常饿着肚子。

徐孟南腼腆内向,寡言少语。高一刚入学时,班主任叫他回答一个问题,他脸涨得通红,答不上话,自此老师再也没叫过他。进入高中后成绩也出现下滑,他憋了口气想要证明自己。

那时候没有手机,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来自报纸,或是网吧。进入高二后,语文老师让班级集体订阅一份语文类报纸,徐孟南为了省钱没定,平时借着看。某一天,他在语文学习报的一处角落看到一则作文大赛有奖征文启事,一下子兴奋了起来,跃跃欲试。由于文笔差,学校的作文竞赛他都没有参加资格。他幻想着悄悄地拿个奖,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。

一连几夜,徐孟南写下好几篇小文章投了过去。几天后,他收到回信说稿子入围,但需缴纳参赛费。他留了个心眼,查询114号码,能与信封上的号码对上。于是,他从生活费中省下50块钱汇了过去。最后,这笔钱石沉大海,号码也停机了。他被骗了。

徐父很能干,农忙时节在家里种了40 亩地的西瓜。徐孟南也会帮着干活

 

为了这次作文大赛,徐孟南还去了一趟新华书店,想要找些书作参考。在书店里,他看到了韩寒的《通稿2003》。在书里,韩寒以激烈语态抨击当代教育制度,用“穿着棉袄洗澡”比喻学校所教无用。这让徐孟南极其震惊,“当时一下子就茅塞顿开的感觉,感觉这么多年被蒙在鼓里”。

然而,对于一个从村里走出的少年来说,在信息闭塞的年代,徐孟南在接触韩寒的这本书之前,几乎没有课外阅读。他只记得在镇上念初中时,学校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阅览室,摆着上百本书籍。有一次,他拿了一本文学书籍想要借阅,却被当值老师没收。“你们只管好好学习,不要看课外书。”老师这样说。上高中后,徐孟南连学校阅览室在哪都懒得去打听。

接触韩寒后,仿佛为他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。他将作业本变成日记本,记录下自己的所行与所悟,3年里写下30万字;他开始频繁出入网吧,在烟雾缭绕、冲杀的音效与嘶吼中浏览博客和论坛,开通了博客,撰写自己的观点与理念,提出自己的“三人行”教育理念。如初中就培养学生兴趣爱好、高中根据兴趣选专业、学校按科目分走班制度、文化课分为学科考试与日常生活知识考试两种、高考录取根据高考成绩与平日总成绩之和决定等等。

那是互联网与自媒体初兴的年代,也是韩寒和蒋方舟们被全民讨论的时代。二人以文学作敲门砖,提供了传统路径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,悄然间影响着无数学子。2007年,有8万人报名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,创下参与人数之最。寄往作家出版社的一封封信件与稿件下,有着无数颗想依靠写作进入大学乃至成名的心。

2006年的河南考生蒋多多算是一个先行者。蒋多多是女孩,同样出生农村,“多多”这个名字意为多余。从小学起,她一直成绩不错,一度被家人认为有上重点大学的希望。上高中后,蒋多多迷恋上写作。她将所写的小说偷偷地投往四处,其中一篇被一家杂志社采用刊登,这给了她巨大的鼓励。从那之后,她沉迷写作,以“醉心飞魔”的笔名写下100多万字。2006年高考,她用蓝黑双色笔答题,在密封线外写下笔名。出分后,她某一科因违纪被记零分,从而引起关注。

徐孟南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了这个故事,他决定效仿。从高二起,他谋划起零分计划。这个计划他深埋心底两年,只写在了作业本上和博客里,从未对他人讲起。直到高考前,一个同学过生日,他才在祝福语中称,自己要去干一件大事,但并未明说何事。

“请相信我,我不是堕落了。到时候你会明白的。”徐孟南给同学写道。

“我要的是精神,不是金钱!”

“老师你可以不用π算圆面积吗?”

“老师你认为当代数学有哪些缺陷?”

“老师你觉得用微积分解决问题精确吗?”

2008年,在距离安徽蒙城1200公里远的云南昭通,吉剑在高考数学试卷上质问阅卷老师。这是吉剑第二次参加高考。他数学成绩优异,英语却常考30~40分,严重偏科。从高二起,他写了很多数学论文,寄给各个大学,妄图通过论文直接被破格录取。失败后,他利用高考声讨高考。

这些考生们在声讨高考时,内心仍是非常胆怯的,恐惧爬满了心头。徐孟南至今还记得那时的心虚:为防止监考老师察觉,他要在试卷上偷偷摸摸地写。3个监考老师、30人的教室里,老师一走到附近,他就得赶紧把内容蒙上,装模作样地做试题。

或许是因为这样,最后分数下来时,很多考生也并非如愿拿到了零分。徐孟南最后拿了143分,吉剑的语、数、英分别为23分、8分、5分,理综有132分。

徐孟南很是失望。143分并不能获取关注,反而可能迎来耻笑和嘲讽。他的博客无人访问,点击率没有任何提升。家人对零分计划蒙在鼓里,只觉儿子发挥不好。曾经,有乡亲们问他大概能考多少分,父亲会说:“歪歪考(稍微考一下),不得考个四五百分?”如果正常考,徐孟南估计自己能上本科。

徐孟南决定去“自杀”。他写了一封遗书,首次对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,带着两件旧衣服就出门。在家乡的涡河岸边,他摆上旧衣,搬到一块大石头扔到一边,制造“坠石落河”,最后买了车票去邻县。他没有多少钱,每天只吃一顿饭,睡大街、工地和河边。夜里,他幻想着“自杀”后引起关注成名,来熬过长夜。蚊虫不断骚扰,他就用废弃的宣传条幅遮住脸和手臂,一夜拍打。

如此生活5~6天后,媒体上还没有他的消息,徐孟南的内心矛盾起来。他担心家人,也纠结自己的行为是否太傻。落魄之下,“零分”与教育改革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。“算了,就当一切都没发生。”他想着,种一辈子田,和家人平静地过一生也是一种幸福。他在日记里写,“心里矛盾,就想哭,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。”最后,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。

消失的几天里,徐家人心急如焚,把县城翻了个遍。得知了他的叛逆后,父亲被吓到了,从他朴素的经验中,挑战体制是一种类似犯法的行为。“你这是在犯罪!”父亲说。他把儿子的笔记与文章扔掉烧掉,销毁了“罪证”。

徐孟南并不甘心。他从网络世界寻找慰藉,与陈圣章、吉剑等考生通过博客、QQ建立起联系,相互抱团取暖。在大家的建议下,他决定找到本省媒体曝光自己,不料在电话前守了几天,才接到媒体问询。报道刊登后,他翻着铺天盖地的消息,看着不断闪烁的QQ图标,觉得“上瘾”。

“如果当时高考之前我的教育理念能被引起大家的关注,我高考就不会考零分了。”徐孟南对我说,为了引起关注,他想过很多办法:给韩寒和郑渊洁留言、给教育部写信。他还自制数张“改革”告示,买了油漆,高考前后在校外涂抹。他胆小,只在夜里行动,被油漆熏得难受,一见人来就停,甚至溜。这些告示与标语第二天就被遮住了。

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对高考的反抗,更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向外界寻求认同的故事。蒋多多在“零分”后面对当地干部送来的400元钱时,抹泪大喊:“我要的是精神,不是金钱!”陈圣章策划过各种活动,他想挑战清华“精英”,他拍了视频,建了网站,将自己的照片与当时的“考霸”张非和蒋方舟放在一起,以清华校门为背景,这张照片与挑战信一起被放在他博客首页,还寄给了当事人与清华校长。

可想而知,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回应,媒体也逐渐失去兴趣。高考的喧嚣归于平静之后,他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活,后者远比乌托邦似的空想要残酷。

来自贵州的“零分”考生张强,因高考时写下《作文与嫖妓》一文,被人称为“零分状元”。这位“状元”在高考后的首次旅途中就遭遇不顺。在登上远行列车时,他被拥挤的人群挤下了火车,摔在了一旁的铁轨上。而不远处,一辆火车正在驶来,朝着铁轨上的张强不停鸣笛。人群停止了拥挤,围观着他的命运。

生死之间,张强拼命地往轨道外爬行,最终躲过一劫。他后来对人回忆,往外爬的那一瞬间,他思考了很多,想着高考,想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,感到“自己错了”。想要上大学的目标,从未如此清晰明朗。

“我想上大学。”火车驶过后,他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最重要的是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”

高考后,徐孟南听从爸妈安排,去投奔在上海打工的姐姐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走出蒙城,而他记忆中的上海,与蒙城没有太大区别。姐姐一家在上海郊区的城乡接合部卖小吃,“也就是农村的模样”。

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告灯箱组装厂,产品出口海外。工厂很小,一共四人,一位20多岁的工友跟徐孟南聊得最多。这位工友初中辍学后在社会上混,为兄弟坐牢,妻子选择离婚。他反复对徐孟南说,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校读书,来此打工就是为了攒钱读书,念书才是出路。“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,他很后悔没有好好念书。”徐孟南听了很纠结。他开始承认自己做错了,但又说自己不后悔。

那时已是暑假,与张强交流后,两人决定再去找记者报道自己想上大学的事情。“我想我们俩在一起的影响力很大,应该有大学录取我们。”徐孟南说。他瞒着姐姐一家回了合肥,找了当地媒体,憧憬着走上大街上能被人认出,其间还他人被骗了700元钱。然而报道出来后,影响力大不如前,徐孟南看着报纸上那个困苦少年,觉得就像“一个乡巴佬”。

回到上海后,徐孟南进入一个包装厂打工,包吃包住,每天工作12小时,工资800元/月,无劳动合同。他知道这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960元/月,不签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。他咨询了律师,找到劳动局投诉,要求双倍工资赔偿。投诉的结果还没下来,两位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,问他到底图什么。徐孟南说,一为工资,二为法律。

“别人都不这样,你为什么这样做?”老板说,上海不正规的厂很多,但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。徐孟南说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,说:“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。”

老板笑了,说:“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,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,换个地方开厂。但你也不好过,包括你的家人。”徐孟南被这句话吓住了,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条件,不让其他同事知道,拿了双倍工资走人。

打工几乎是所有“零分”考生最初的归宿。像是闯入狼群的一只只绵羊,初入社会的他们被追击与捶打。吉剑在高考后去了昆明打工,在大城市里,他不再有撰文声讨应试教育时的意气风发,进过餐馆、去过工地、睡过长椅、捡过垃圾、贴过海报,生活极其困苦拮据。

吉剑形容那段日子是“像狗一样活着”。最窘迫时,他身上只剩下2.5元钱,他拿着这钱去买馒头,旁边一位男子像看乞丐一样看了看他,他忍不住扭头痛哭。这日子持续数年,2012年有记者回访他时,他在浙江永康挤在240元/月的出租屋,拨弄着一台老旧电风扇,蹭同事的空调屋熬过炎炎夏日。

最早拿“零分”的蒋多多,在2010年前后主动联系上徐孟南,两人通过QQ交流。当时的蒋多多在杭州一所技校就读,徐孟南一次聊天时提到了高考0分的往事,蒋多多很抗拒,表示不愿再提。她说:“说真的我也有点后悔,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生活还可以,就是有点累。”此后,徐孟南和她联系渐少,只能通过QQ动态了解彼此。他看到,蒋多多后来结婚生子,时而抱怨老公。她的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13年,此后QQ号被废弃,蒋多多与众人断了联系。徐孟南说,他感觉蒋多多过得不如意,向生活低头屈服了。

徐孟南想回学校,但生活驱赶着他往另外的方向走。2010年,他在家人的安排下,与一个患有言语障碍的姑娘结了婚,在岳父的养猪场里干活,一个月3000元,两人生下一儿一女。几年后,双方和平离婚,徐孟南又辗转江浙沪打工,做起电商,写起文章。在他长达150页的博客目录中,有关电商的内容代替了教育与高考,成了主流。靠着做电商和写自媒体文章,他一个月也能挣上一万元,直到重新参加高考。“人终究还是要会一点技能的。”徐孟南说,他之所以选择重来,也是因为想学一点技能,给自己一个新开始。

吉剑秉持着类似的观点。即使是在昆明落魄的日子里,他说自己也有一股劲,会看数学和物理书籍。高中时,他的物理选择题经常全对,他由此坚信自己不笨。2010年,他来到浙江永康打工,做流水线的工人。第一份工作是车间的装配工,每天工作12~13小时,工资1300元,他不满意。2011年,他到一家门锁厂做销售,售卖门锁,每月1500元。这过程中,他开始思考管理流程上的优化:车间冷气机浪费电、物料浪费、工人积极性不高。他不善言辞,就把问题和建议打印整整4页A4纸,交给老板。老板看了后很高兴,觉得他在为企业着想。“现在来看,当时那些想法很是幼稚,但其实主要目的是让老板知道,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。”吉剑对本刊记者说。

也是在这家门锁厂,吉剑开始“逆袭”。他通过自学,掌握了一些网络营销技巧,能通过文案策划等手段,提高企业在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排名。他写了无数篇软文,免费提高了公司的曝光率与搜索排名,受到诸多老板赏识。老板让他负责策展门博会的展位,吉剑看了不少书,摸索着完成了任务。那一年,他的月薪资就从1500元上涨达到了过万。

吉剑喜欢走遍大江南北,这些年去了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等地旅行

 

2013年前后,一家跑步机工厂开出高薪挖吉剑过去,老板百般挽留。吉剑问老板:“你以后有上市的计划吗?如果你打算上市,我能分点股票。”老板说没这个想法,吉剑选择了离开。2015年,吉剑创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,售卖电子产品。几年下来,靠着淘宝店他入账百万,在杭州等地购置多处房产,还投资了多只股票与基金,跻身中产。如今,他的目标是在35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。

“最重要的是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,没有什么捷径。”吉剑说,10年以来,他从来没有从停止学习,每天都学习视音频课程,从早期的哲学、历史与《易经》,到后来的投资理财知识。他对BBC的知名纪录片烂熟于胸,用抖音时也喜欢看量子物理的视频。他靠此弥补没有上过大学的短板。吉剑坦承,自己有些幸运,赶上了互联网时代。“互联网这种细分行业里,只要有一招鲜,就能吃遍天。”

这种旺盛的求知欲或许来自童年。吉剑的父母是淳朴的农民,母亲是高中毕业,有一定文化,从小就给吉剑讲牛顿、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故事。3岁那年,母亲带着他远行几百里去了昆明。吉剑第一次走出山区,来到省城,在新华书店里翻阅着家乡没有的书籍。

吉剑说,他希望尽快实现财务自由,之后打算做一个独立学者,钻研学问。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,“阶层固化论是扯谈”,而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,与大学课程无差别。但偶尔,他也会自卑,将自己与遇见的大学生做比较,想着“是否上了大学之后会更好呢?”

十几年来,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给吉剑留言,尤其在高考前后。这些年轻人质问高考的意义,征求他求学和就业的建议,甚至还有人问询他曾提过建议的那家工厂的联系方式——对方也想进这工厂,以复制吉剑“逆袭”的路径。

对于这些求助者,如果是还未参加高考的学子,吉剑通常会奉劝对方要慎重,毕竟自己最初在昆明的日子太悲惨;而对于要毕业的大学生,他会奉劝对方先把自己养活,再谈梦想。“现在想想,我当年也是野心太大,本事太小了。”吉剑说。

徐孟南也会接到很多人的求助。他与吉剑、陈圣章等考生仍保有彼此的联系方式,平日能看到对方动态,但几乎不再联系。他不羡慕吉剑这些发家致富的“零分考生”,称他并不看重钱财,而是“想要做一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”。高考“零分”后,徐孟南曾与当时的班主任发生过争执。班主任说,社会即使有不足,也是一个人改变不了的,“你应该去适应社会,而不是叫社会来适应你”。徐孟南反驳,“人类不只在适应,也在改变”。

2017年,徐孟南重新报名参加高考。他拿着9年前的高中毕业证去县城招生办报名时,用手机搜索了高考相关的新闻。一则2014年浙江、上海等地高中教育改革的新闻映入眼帘,里面推行的走班制、选科制替代文理分科、一年多考、综合评价等政策让他觉得熟悉。他瞬间感到,这些改革内容,与他当年提出的教育理念“相差不大”,自己当年的坚持终于获得了认可,是值得的。

“特别的激动。”徐孟南回忆自己当时内心一阵狂喜,“我比韩寒更进一步了,韩寒只是反叛,我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教育理念呢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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